王蔚 | 《怎样读书》与一心书店

一部文选的包装

上海文化地图

与

民国上海出版社名录里消失不见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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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出版《怎样读书》时，一心书店终于成功请到蔡元培题写书名。《青年成功之路》与《怎样读书》这两本内容贴合大众需求又借助了名人光环的书得以再版，成了一心书店的招牌书，曾在《生活全国总书目》上打出广告。广告页上一心书店的地址为上海蓬莱市场。蓬莱市场位于南市小西门，各类国货店铺林立，将店址模糊写在此处有皮包书店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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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包装的伪作 -

2012年，三联书店将1935年6月初版的一本胡适、蔡元培等民国知识分子谈读书经验方法的文选《怎样读书》重新出版，列入“中学图书馆文库”。《怎样读书》原由上海一心书店出版，发行人华澹如，编辑者郭文彬。三联编者在前言中表示未能寻访到郭文彬和一些作者的下落，故未事先取得授权。三联的重版删除了原书唯一一篇译作和最后一篇内容以时事为主的文章，其他25篇文字基本不变。原书在部分文章末尾简单标注了出处，其余未标明，三联版也原样沿袭。编者对版本源流不曾多加考订，导致没有察觉，1935年版《怎样读书》中收录的胡适《怎样读书》和《为什么读书》实非原稿，甚至根本不是出自胡适本人之手，本不该照搬。而如果深入调研，就会发现一心书店其实是个以拼凑盗印为主的皮包书店，郭文彬也只是化名。遗憾的是，三联于2014年和2018年重印此书，内容并未修正。2017年12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又以《怎样读书》为蓝本，另外添入几篇文章，改名《怎样读书好》包装上市，不符合原貌的文字仍未做改动。201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一本《怎样读书》，保留了郭文彬选本的17篇文章，但隐去了来源，收入“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与前两家重版者一样，人文社编者也没能鉴别《怎样读书》和《为什么读书》不是胡适的原作，却在出版说明中声称“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编校精良”，封底还印有数位著名作家学者的推荐语。

《怎样读书》最初是胡适在北京平民中学的演讲，题为《读书》。由啸尘记录的文字稿刊于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笔记较粗略，许多内容仅有提纲。5月22日，胡适将讲稿做了修改，后在《微音》发表。《微音》为徽籍旅沪青年创办的“徽社”的刊物，胡适应邀担任顾问。这一修改稿收入1930年9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三集》，胡适在自序中特别说明：“演讲的笔记，除非是我自己写的，我向来不收入《文存》里，这一集卷二有一篇《读书》，是一篇演讲笔记，因为曾经我自己修改过，故收在这里。”顺便澄清，1925年5月的修改稿还不是此篇演讲的最终版，同年9、10月间，胡适又在湖北省立文科大学和国立武昌大学做过《读书》演讲，并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以《怎样读书》为题演讲，在旧稿基础上做了修正。原稿总结的“读书四到”次序为“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胡适在武昌和上海演讲时，将“心到”移至最末，并将“心到”的条件归纳为“设备到、工夫到（手到）、方法到、学问到”（见1925年胡适日记中的“南行杂记”）。此番演讲在武昌有印禅的记录（载1925年12月《学生杂志》12卷12期），在上海有李邦栋的记录（载1925年11月6日《时事新报·学灯》）和金炳荣的记录（收入《生活》周刊第一卷汇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全集》第20卷收录了这篇演讲，编者注为“1925年10月23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演讲。原载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收入《怎样读书》（郭文彬编）”，实际采用的文字却是《京报副刊》上的记录稿，与《时事新报》的版本无一句相同。郭文彬编《怎样读书》用的就是《京报副刊》版，却删去了开头“胡适之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啸尘记录”一句，在文末自行添入“青年会讲”这一错误出处，说明抄录的来源并非《京报副刊》。从1928年起，开明书店陆续推出开明活叶文选，作为中学国文教材使用，后又出版合订本和注释本，其中曾选取胡适这篇演讲，采用啸尘记录的《读书》，删去出处，将题目写为《怎样读书》。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朱剑芒编《朱氏初中国文》也选用了这一版本的《怎样读书》。郭文彬选本可能是从坊间流行读物中取得材料，又不明原始来源，遂杜撰为“青年会讲”。

从左至右：一心书店1935年版《怎样读书》，蔡元培题签

三联书店2012年版《怎样读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怎样读书》

“青年会讲”实为郭文彬选本中胡适第二篇演讲《为什么读书》的出处。1930年11月，胡适应上海青年会举办的读书运动大会之请做了《为什么读书》的演讲，文字记录稿初刊于1930年12月大东书局出版的《现代学生》杂志1卷3期，经胡适本人校正后，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5期又重新发表。这一演讲曾收入胡适文集和多种选集，内容无误。然而郭文彬选本收录的《为什么读书》却出自1930年12月光华书局出版的《读书月刊》1卷2期，是一位署名维文的作者听过胡适演讲后，“又读到他的一篇关于读书的论文”，“根据胡先生的演讲和论文而写的”。这篇《为什么读书》不仅文字风格与原稿迥异，也删掉了不少细节和例子，且有不合胡适原意之处。如举例达尔文物竞天择之说曾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以说明开卷有益，胡适审定的讲稿总结为：“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维文的版本却写成“按照经济学原则，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而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实属误导读者。维文版也有比胡适讲稿更详细之处，如论述为读书而读书时，原稿引用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一句为据，维文版引出整段。但这却是胡适在《读书》原稿引用过的，被挪用到此处。维文版末尾几段讨论读书精与博和“四到”，也是对胡适《读书》一稿的复述。郭文彬选本舍胡适原文而采用他人复述的版本，并隐去真实出处，可以想见为私自编印，未得到原作者认可。那么，编者为何会反常地采用这篇本身并不知名的篡改版呢？

胡适原版《为什么读书》

维文改写的《为什么读书》

《怎样读书》中选录的蔡元培、马寅初、樊仲云、童行白、欧元怀、傅东华、曹聚仁、孙福熙、张素民、程瑞霖的文章均发表于1935年4月《文化建设》1卷7期的“读书经验谈”专题，并非编者自行收集，但大部分未标出处。除维文综述的《为什么读书》外，书中陈钟凡和王云五的文章，以及章衣萍《我的读书经验》原本也出自《读书月刊》，后者开篇即声明是应“《读书月刊》编辑顾仞千先生”的约稿。不过《怎样读书》章衣萍此篇并未用《读书月刊》版，而是采用了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衣萍文存》里，作者将结尾部分修改后的版本。编者对其他文章直接照搬杂志，却能注意到这篇有过改动，也颇不寻常。《读书月刊》1930年11月创刊，由光华书局的编辑顾凤城（字仞千）主编。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就是维文的《读书法通论》，《为什么读书》排在第2期首篇，第3、4期合刊又载有维文的《青年自学问题》。连续三期刊登维文的稿件，表明其人与编者关系密切。1934年，光华书局将《读书月刊》的若干文章辑成《读书文选》，所选作者大都仅收录一篇，且均为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没有使用笔名、身份难辨的，却收入了维文的  《读书法通论》和《青年自学问题》两篇文章。《读书月刊》前两期还刊有多篇主编顾凤城用凌梅和小萍两个笔名发表的文字，第3-4期卷首则是他署名顾仞千发表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从《读书月刊》第2期起，顾凤城的胞弟顾其城（字森千）也用森千、朱介民、夏瑞民、瑞民等多个化名投稿。顾氏兄弟均喜频繁变换笔名，1936年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袁涌进编辑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曾列出二人使用的部分笔名（其中称张香山为顾凤城笔名系误植），未列入维文。无论从文章内容和风格，还是受到的特别青睐判断，维文也应是顾氏兄弟的一个笔名。

- 青年顾凤城、顾其城的“成功之路” -

1926年夏，无锡工商中学学生顾凤城积极参与中共无锡独立支部组织的无锡青年社，当选为候补执委，同年底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友实业社当了会计，不久，几位地下党员在奉贤县创办曙光初级中学，他也辞职加入。1928年4月曙光中学被查封，顾凤城又来到上海，到泰东图书局任校对，从此进入出版界，同时从事创作，用笔名洁梅在泰东出版了小说《落红》，1929年和1930年，又相继在光华书局和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没落的灵魂》和《莉娜之死》，但并未成功跻身文坛。1930年3月，他曾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上了当局“严密查拿究办”的名单。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同人刊物原本都在泰东图书局出版，后创造社脱离泰东自办出版部，对泰东的业务造成冲击。1929年，已显颓势的泰东编辑部裁员，顾凤城失了业。曾在泰东工作过的张静庐和沈松泉会同沈松泉好友卢芳在1925年创办了光华书局，出版新文艺书籍。1929年，张静庐退出光华，沈松泉独自主持编务。经共产党员匡亚明引荐，顾凤城进入光华做了编辑。1930年秋，沈松泉赴日留学，顾凤城旋即在光华书局挑起大梁，除主编《读书月刊》外还编辑出版了《文艺创作讲座》四辑和《新兴文学概论》《新文艺辞典》等多本文学参考书。1932年1月，他与凭借《从军日记》声名鹊起的女作家谢冰莹结婚，更提升了知名度。

但顾凤城一向好出风头，屡次利用编辑之便突出自己。除在《读书月刊》大肆发表自家作品外，1932年，他编纂的《中外文学家辞典》赫然将自己列名其中，与夫人谢冰莹置于同一页。1931至1933年，他化名黄人影为光华书局编辑《郭沫若论》《创造社论》《茅盾论》时，均选入自己的文章且放在卷首。鲁迅在1933年的《文摊秘诀十条》一文中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老婆和儿子，悉数详细编入”等语；1935年又在《逃名》中写到“自收自己的大名人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云云，显有讽刺顾凤城之意。1935年11月，平心编辑的《生活全国总书目》由生活书店出版，在《中外文学家辞典》条目下特意批注“编者一门三杰（意指顾凤城、谢冰莹和顾其城，但该书实未收入顾其城）都已编入，自吹自捧，东抄西剪，不值一阅”。顾凤城见后向生活书店严词抗议，再版的《全国总书目》将此句批语涂黑抹去。

顾凤城在上海出版界崭露头角后，顾其城也随之来到上海。兄弟二人均爱好文艺，从中学起便对青年如何读书自修和写作的问题特别关注，此后多次撰文讨论。1931年8月，顾其城化名朱介民在光华书局出版《学生读书指导》，以在《读书月刊》发表的几篇文章为基础，撮抄前人作品敷衍成篇。9月，他又将此前谈论读书作文和人生修养的书信体文章结集成《致青年》，由文艺书局出版，署名夏瑞民。当时流行的同类书籍已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明书店1929年版）和舒新城的《致青年书》（中华书局1931年版），《致青年》面市后，《申报》曾刊出一篇署名骐人的《介绍〈致青年〉》，称该书“比《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更充实些，比《致青年书》更亲切些”，“是一个纯洁真诚的青年所吐露心声，而变成一部经验的指导，并非一般空泛的议论可比。”无论观点还是文笔都显得平庸幼稚的《致青年》被强行拔高，恐为作者一手操纵。1933年，顾其城化名维恒编辑《现代文艺书信》，由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文章大都出自中外著名作家，却突兀地放入了自己几篇已收入《致青年》的作品，其自我标榜之拙劣，直追乃兄。此时的顾其城已成为乐华图书公司编辑，1932年12月，乐华发行《出版消息》半月刊，即由他化名顾瑞民主编。《出版消息》除刊登出版界动态和新文学作家轶事外，重点宣传普罗文艺、革命文学、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等前进思潮，顾其城变换笔名贡献了大量篇幅。

《致青年》并未如愿畅销，旋即湮没无闻。然而到了1936年3月，这本书却被一心书店重新包装上市，改名《致青年——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封面仿照开明青年丛书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设计，作者署名也变成了仿冒朱光潜的“朱光潸”。甚至一心书店的新店徽也模仿开明书店，做成太阳光芒下书页摊开的样子。1936年4月，一心书店出版郭文彬编辑的《修养与服务》，与《怎样读书》一样为时人文选，后衬页广告中，将“朱光潸著”《致青年》用最醒目位置宣传，称该书“是一部青年珍贵的生命史的供状”。不久朱光潜发现这本伪劣之作，在《申报》发表《朱光潜给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予以揭露。然而一心书店并未罢手，同年11月又推出了郭文彬编辑的另一本文集《我与创作》，广告页上仍原封不动宣传《致青年》。《我与创作》选入的18篇文章里，有16篇都是光华书局1931至1933年间出版的《文艺创作讲座》《现代中国作家创作经验谈》和《创作指导集》中收录过的篇目。到了一心书店1937年出版的《山歌》后衬页上，仍有《致青年》的广告，仍是同样的宣传语，只把作者改回了“夏瑞民著”，可见编者对此书的来历心知肚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一直未以真面目示人的一心书店，幕后主办者中应有顾凤城顾其城昆仲，“郭文彬”恐为二人用过的又一化名。

从左至右：《怎样读书》1935年初版

《怎样读书》1936年再版，福州路281号永华书店总经售

一心书店1936年广告，朱光潸著《致青年》

早在1933年4月，《申报》广告中便有过一个一心书店，预告了“卿云书局总代售，一心书店总发行”的“长篇香艳社会小说”《迷汤》。卿云书局又名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出现，多出版艳情小说，总经理和发行人为陆友白。《迷汤》迟至1934年4月方正式出版，由卿云书局总发行，未再用一心书店名义。1933年间，这个与卿云书局有关联的一心书店也没有其他出版活动。1934年亮相、发行人为华澹如的一心书店同卿云书局的出版题材相去较远，似为重名。1934年1月，华澹如致信蔡元培，请其为《青年成功之路》一书题词，被婉拒。4月，一心书店发行了葛石熊编著的《青年成功之路》，版权页上未写明店址，仅写为文艺书局和生活书店总代售，题写书名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元老之一江恒源（问渔）。1930年，中华书局曾推出另一位职教界名流潘文安（仰尧）撰写的《青年成功之路》，一心书店这本同名书籍也请来潘文安题词。1935年出版《怎样读书》时，一心书店终于成功请到蔡元培题写书名，同时还有一幅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的题签。《青年成功之路》与《怎样读书》这两本内容贴合大众需求又借助了名人光环的书得以再版，成了一心书店的招牌书，曾在《生活全国总书目》上打出广告。广告页上一心书店的地址为上海蓬莱市场。蓬莱市场位于南市小西门，各类国货店铺林立，将店址模糊写在此处有皮包书店意味。

- 福州路281号的书店 -

1935年一心书店的广告页上还列有并非该店原版的两本书：由大同音乐社出版发行的《1935名歌选集》和1930年文艺书局发行的小说集《处女的悲哀》。此后一心书店也有多种翻版书，刊载《致青年》广告的《山歌》本身就是翻印。《山歌》系冯梦龙搜集整理的吴地民歌，浙江旧书商人朱瑞轩开办的上海传经堂书店曾购得明代写刻本，1935年经顾颉刚校点排印出版，邀请多位名人作序。传经堂本为线装书，一心版内容不变，只是改为西式装订。1936年10月，一心书店还盗印了罗家伦和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娜拉》原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号”发表，未出过单行本。

到1936年10月时，一心书店的版权页上已加入了“总经售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号 永华书店”字样。1937年7月，由永华书店总经售、辑录巴金等人译文的《高尔基杰作选》虽署为文化编译社出版，未出现一心书店，扉页的版式图案仍与此前一心所出书籍一致，封底还印有一心的店标。7月21日该书在《申报》做广告时，直接写为“上海福州路二八一号 永华书店一心书店最近新刊”，说明永华书店与一心书店两块招牌实为一家。永华书店1936年8月6日在《申报》刊登“开幕献词”，表示“希望在广大的文化海里吹起一点微波，欢迎各界仕女驾临指导为幸”，并打出店址“福州路二八一号（开明书店对门）”。虽为新开，这一店面在上海文化街早已为人熟知，此前曾被光华书局和乐华图书公司租用。

光华书局开业初期在福州路（四马路）山东路口的太和坊弄堂楼上，后搬到福州路沿街店面，门牌281号，坐南朝北。光华书局重点出版左翼作者的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沈松泉在《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中写到，当时光华出版的书刊有近40种遭国民党当局查禁。1935年5月，光华书局因无力偿还欠款被法院查封。7月，光华的存书、纸型和版权被陈荇荪的大光书局收购。7月19日，乐华图书公司门市部迁入光华在福州路281号的旧址，7月28日将光华存书低价拍卖。乐华图书公司1929年9月由“沪商朱文照、徐善卿、华益梅、陈淡如等”集资创办，初名华东书局，在福州路中市549-550号二楼设筹备处，10月正式成立时改名乐华。福州路549号二楼时为文艺书局的总发行所，550号二楼则是光明书局总发行所，可见乐华图书公司的创办者与这两家书店相熟。光明书局1927年由王子澄创办，文艺书局1929年成立，经理李盛林，两家也都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34年5月，乐华的门市部搬到了福州路289号，1935年7月迁入福州路281号后，至1936年6月仍在此营业。1936年10月时，乐华又回到原址福州路289号，而永华书店恰是1936年8月在福州路281号开业。光华、乐华、永华三书店相继使用同一店址，背后显有人事关联。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消息》发行人署为陈惟清，出版的书籍，发行人署为陈淡如。一心书店署名的发行人“华澹如”，或许即是由乐华的发行人“陈淡如”冠以“华”字变化而来。

高尔松（左）、高尔柏兄弟

光华编辑部设于福州路281号时，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合办的书店也曾借用此处开业。高尔松和高尔柏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年“清党”后流亡日本。1929年夏，高氏兄弟回到上海创办平凡书局，主要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宣传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仅一年便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高氏兄弟熟悉社科理论和国内外时政，陆续编撰了《社会科学大纲》《社会问题大纲》《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社会主义概论》《社会运动全史》《国际与中国》《现代民族问题》《政治法律大词典》《经济科学大词典》等多种著述。高尔松署笔名高希圣，高尔柏署名郭真。二人还译有《中日经济关系论》《现代日本讲话》以及苏联作者的《社会主义大纲》《政治经济大纲》等书。但高氏兄弟的著述不乏内容雷同、粗制滥造之处，并有以著作名义出版，实为译述的情况，甚至直接抄袭。如平凡书局1929年11月出版，署高希圣、郭真合著的《社会科学大纲》，开篇即原样搬用杉山荣著《社会科学概论》第一章前三节（《社会科学概论》中译本由李达、钱铁如合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3月出版），后文还照抄了1924年社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的一峰（张若名）撰《帝国主义浅说》、上海书店1925年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他人文字。平凡书局被迫关门后，1930年12月，高氏兄弟重办了一家开华书局，1931年8月又增设一块中学生书局的招牌，以出版中小学参考书、辞典等淡化政治色彩的书籍为主。高氏昆仲为新南社成员，与柳亚子交好，平凡书局开业后首先出版的就是柳亚子的诗集《乘桴集》。1931年谢冰莹从北平来到上海，结识了柳亚子，常有往来。顾凤城与谢冰莹结婚即请柳亚子做证婚人，高尔松和高尔柏也出席了婚礼。此后谢冰莹的小说和顾凤城编撰的书都曾在高氏兄弟的书店出版。光华书局结束之后，高氏兄弟的书店继续留在原址，直至上海孤岛时期仍营业。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在福州路281号开设，高氏兄弟当为知情人，或也有参与。

顾凤城主编的《读书青年》

- 抗战前后顾氏兄弟和一心书店的轨迹 -

顾凤城、顾其城兄弟的人生轨迹，亦可与一心书店的出版活动相印证。与谢冰莹分手后，1933年9月，顾凤城化名顾志坚到日本留学，1934年秋回国，赴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1935年夏返回上海。顾凤城准备赴日前夕，顾其城因左倾嫌疑被捕，后保释，一度回到无锡老家暂避风头。1935年3月，顾其城主编的《出版消息》终刊。同年秋，他转而为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编译当代名人传记丛书，从此改用顾森千一名，1936年初也到日本游学。一心书店1934年上半年出版《青年成功之路》时，顾凤城正在国外，顾其城只身留在上海出版界。一心陆续推出郭文彬编辑的《怎样读书》《修养与服务》《我与创作》等书，进入繁荣期，正值顾凤城返沪后。郭文彬编《怎样读书》一书主题是读书经验，卷末却收入了林语堂《怎样研究英文》和黄鉴村《怎样学习日语》两篇不甚相关的文章，后一篇尤其冷门和突兀。若编者本人需要学习外语，便显得顺理成章。1936年夏，顾凤城受潘公展提拔，出任上海市教育局第三科编纂股副主任。昔日的前进青年摇身一变，投靠了当局。7月，顾凤城创办并主编《读书青年》半月刊，仍旧借机刊登了自己和胞弟的众多作品，甚至利用教育局的权力将该刊定为上海中学生必读。11月，他署名顾志坚从日文译出《俄国社会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顾森千已回到上海，继续在正中书局出版名人传记。1936年10月，一心书店也出版了一本《福特传》，署顾炎编译。1937年5月，顾森千编著的《蒋委员长传》由读书青年社出版，潘公展作序，宣传语号称“一切都根据史实，准确完全，其他珍闻轶事，皆外界从未闻过。与已出各种委座传记，完全不同”。而一心书店恰在此前推出了颂扬蒋介石的图书，1937年2月发行由赵逢吉、邹任之编选，郭文彬“鉴阅”的《蒋委员长言行集》，4月又有赵逢吉编辑的时文集《我们的领袖》，颇似顾森千撰写传记的素材。

1934年在日本作家秋田雨雀家中合影，右起：顾凤城、杨哲明、秋田雨雀、王莹、竹内好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顾氏兄弟积极宣传抗日，发表多篇介绍国际局势和呼吁血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文章。1937年6月，准备书局出版沈思编辑的《政府抗敌的准备》，检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现状。版权页上没有准备书局的地址和发行人，只写为永华书店总经售，当是永华书店化用的招牌。1937年8月，顾氏兄弟参加了各界抗敌后援会，11月又参加文艺界救亡会。上海失守后，各界抗敌后援会停止活动，1938年2月，热心抗战的青年成立牧羊会，8月改组为救国青年同盟会，顾森千为会务委员，任宣传部副部长。也就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这段时间，一心书店发行了一系列宣传抗战的小册子，列为抗战丛刊，包括蒋介石的讲话集《和平奋斗救中国》，时论集《中国为什么抗战》《抗日方法与前途》《抗日前途的透视》《国际情势与中国》《中国青年与抗日运动》等。1938年2月至4月，又陆续推出《日本开发华北企图》《远东军备现势》《日本经济往哪里去》《英日必战之趋势》等日本动态丛书。

左：一心书店推出的日本动态丛书之《日本开发华北企图》

右：一心书店推出的抗战丛刊之《国际情势与中国》

一心书店推出的万有小丛书

1937年1月，注明地址在福州路281号永华书店内的青年书店发行了曹达编《哲学座谈》，发行人署名严雄涛。全书分五个专题，辑录沈志远、平心、艾思奇等十余位左翼作者的文章，介绍唯物论和辩证法。3月，一心书店又将此书标题改为《通俗哲学讲话》重新发行。鉴于顾氏昆仲此时已转向国民党立场，1937年后用永华店址出版左翼书籍或是高氏昆仲所为。1937年6月，一心书店推出“万有小丛书”系列，第一辑共十册，每本编者署名不同，总署名文化编译社编行。1938年12月，一心书店将这十册合为一厚册重新出版，改名《知识十讲》，署郭文彬编，这也是一心书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知识十讲》各部分全系抄袭拼凑而成，如其中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综合了田原（邓初民）《政治学》，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经济科学大纲》，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经济学大纲》三书开篇部分的内容。《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与高氏兄弟的《社会科学大纲》一样抄袭自杉山荣《社会科学概论》前三节。1930年，顾凤城曾编著《社会科学问答》，在文艺书局出版，也是对杉山荣此书的改写。《怎样增进读书效能》抄自杨贤江在1926年《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论读书法》和另两篇对相关书籍的书评。1931年顾其城化名出版的《学生读书指导》书中也复述了杨文。

1939年上海文化街地图

1947年上海文化街地图

这一时期一心书店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是1938年4月出版，署名斯诺原著、郭文彬编译的《红军四杰》，封面上又将书名题写为《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返回北平后在英文报刊上连续撰文报道，后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出版。1937年，斯诺夫人也访问延安，撰写过多篇在延安的见闻和访谈。《红军四杰》从斯诺夫妇的报道中截取了描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四人的部分，均使用国内已发表的译文。如毛泽东部分来自1937年《文摘》杂志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原译者汪衡。《红军四杰》编者仅略加改动，将原文的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并增添小标题。其他三人直接搬用胡愈之等人合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斯诺《西行漫记》和韦尔斯（斯诺夫人笔名）《续西行漫记》中相应部分。《红军四杰》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查禁，后作为斯诺名著的早期节译本载入史册。在这样一本明知会违禁的书上署“郭文彬”编译，也说明这是个不怕被追究的化名。

从左至右：《红军四杰》封面书名《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

署名郭文彬编译的《红军四杰》

此时的顾氏兄弟和高氏兄弟都留在上海。1939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顾凤城译自俄国作者日译本的《日本经济地理》，译文明显参考蹈袭了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一书《日本经济论》（赵南柔译）。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成立后，顾氏兄弟很快投靠。顾凤城曾出任伪吴兴县长，并作为上海代表出席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顾森千曾任伪松江县长、上海市宣传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煊赫一时的顾氏兄弟均以汉奸罪被通缉，从此销声匿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高尔松高尔柏全家逃离上海，避居乡下，抗战胜利后又回沪重开中学生书局和平凡书局，仍以福州路281号为店址。但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战后未再重现。

顾氏兄弟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对出版生涯的记述，早已被世人遗忘。高氏兄弟和上海出版界其他人晚年的回忆中均未提及一心书店或永华书店。几种民国上海出版社的名录（可参见陈昌文整理的“上海近代出版机构一览表”，收入《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也都未列入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抗战末期，在重庆还曾出现过一个一心书局，店徽为烛光图案，发行人署名华立人。一心书局登记的开业时间为1942年1月，负责人张海波（见《民国后期重庆出版机构一览表》，收入《重庆市志 出版志（1840-1987）》）。1945年1月，一心书局出版了译自美国作者的《修养的经验与学习》，署郭文彬译，也是该书局有案可查的唯一一本书。除一篇落款于重庆的译序外，译文悉数袭自1939年上海东方书店发行，施蛰吾、诸贯一合译的《怎样训练你自己》。该书1940年曾被上海启蒙书店翻印，译者改为黄维三，一心书局的盗版系根据启蒙书店重排的版本。是否此前的上海一心书店有参与者到了重庆，改头换面经营，或是书业同行借用一心和郭文彬之名，目前已不可考。

学林（2018.12.14，28）| 《怎样读书》与一心书店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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